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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千年丝绸香瓷路一部文明交汇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布时间:2019年07月04日 11:06:33  来源: 光明日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享至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原标题:千年丝绸香瓷路一部文明交汇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片选自辽宁教育出版社《丝绸之路全史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。图片选自辽宁教育出版社《丝绸之路全史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1616年法文第一版。图片选自辽宁教育出版社《丝绸之路全史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碗礁一号”出水的景德镇青花瓷器。图片选自辽宁教育出版社《丝绸之路全史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祁连山下的河西汉长城图片选自辽宁教育出版社《丝绸之路全史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丝绸之路从来不缺乏研究,但对它的研究却被分散在佛教史、粟特学、大航海、近代殖民史等专属领域里。而这些各自研究拼接起来后,并不能构成一部连贯的丝路历史图景。换言之,我们需要一部专门的丝绸之路史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的新著《胡天汉月映西洋:丝路沧桑三千年》正是这样一部著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胡天”是中古中国对于祆教神的称呼,同时又可径以字面之义理解为西域气象,所谓“胡天八?#24405;?#39134;雪”。“汉月”者,汉地之月,在古代文学中往往与征人、游子相关联,传达一种故国之思。令狐楚《从军行五首》云:“胡风千里惊,汉月五更明。”当汉地之月映照于胡天西洋之间,一幅三千年的丝路变迁画卷便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。《胡天汉月映西洋》一书以丝路发展变迁的历史为线索,?#27835;?#21313;章,起自丝路前身——先秦时期的“玉石之路”,止于18世纪末的乾?#25105;?#20195;之际,历述张骞凿空西域、佛教入华、马可·波罗来华等重大历史?#24405;?#32467;构清晰,语言生动,允为一部优秀的丝路通史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丝路通史中的变与不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历史语境中寻求中西交流的内部嬗变,是本书的一大特点。这种嬗变包含?#30977;?#23618;面,即丝绸之路本身的历史变迁,以及这种变迁所折射出的不同时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的历史性特质。作者沿用了近代以来历史学的划分方法,以公元1500年为界将丝路发展史?#27835;?#21476;典时期和近代早期,但却并未因此将东西方的交流生硬地分开。在作者的笔下,这种转变是缓慢而延续的,存在历史的发展依据。这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勾勒之中。传统印象中,陆上丝绸之路发端于张骞凿空西域,在中古时期达到鼎盛,宋元以后则?#26412;?#34928;落。本书通过史实的梳理,指出早在先秦时期,便存在一条贯通草原的“玉石之路”,实为丝绸之路前身,张骞开通西域只是官方正式介入的标志。据此来看,这条贯穿欧亚大陆的商道其来有自。就贸易而言,有价值连城的和氏璧、奔腾西来的大宛马;就思想而言,有西行万里的法显与矢志不渝的鸠摩罗什;就文化艺术而言,则有箜篌、胡笳以及胡旋舞等特色鲜明的异域器乐与?#29863;浮?#21576;现在读者面前的,是一幅充满延续性和包容性的丝路画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说“玉石之路”是在时间维度对丝绸之路予以延展的话,那么海上“香瓷之路”的脉络梳理则无疑是从空间上对丝路范围进行?#19997;?#36767;。瓷器是古典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物质交流媒介,它甚至成为西方对于中国的一种固有印象。输出瓷器而输入香料,是这一路线的重要特征,是谓“香瓷之路”。及至两宋,饮食医疗诸方面随处可见香药的身影。与陆路的胡人贸易相比,香药更多来自海路,特别是自两?#25105;?#21518;,香药输入路线几乎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贸易线完全重合。值得注意的是,宋元时期的瓷器并非单向度对外输出,青花瓷烧制中的关键原料钴就主要由萨迈拉输入中国,而这种釉下青料的汉译名称“?#31456;?#31163;青”,正是由萨迈拉的叙利亚语音译而来。大量的青花瓷在中国泉州、广州等港口装上船,驶入浩瀚的南海,经由三佛齐(马六甲海峡地区)繁忙的商贸中转,进而前往遥远的印度和阿拉伯,而香料等西?#20132;?#29289;也在源源不?#31995;?#32463;由此线进入中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此,先秦以降,陆、海?#25945;?#32447;路的完整丝路图景得以勾勒显现,可视为作者笔下丝路通史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。所谓“不变”者,即丝路发展的历史延续性;而正是在这种缓慢而?#24535;?#30340;延续中,很多关键性的因素在逐渐发生变化,是为丝路历史之嬗变。本书对于海上香瓷之路的?#25945;?#38598;中体?#33267;?#36825;一特点。长期以来,人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在宋元以后兴起的,但作者基于对中?#27431;?#25945;与民众社会生活的深入研究,指出香料需求的激增,与南北朝隋唐以来佛教?#28304;?#20247;生活习惯的影响塑造密不可分,而佛教对民众行为的规范原因有二,首先在于佛教本身的不断华化,从初入中国为求?#35270;?#32780;借助老庄,到东晋南朝?#20013;?#30340;儒佛冲突,直至最终完成佛儒融合;其次则离不开中古后期整个礼法文化?#21335;?#31227;。“海丝”的兴起源于需求,而需求的产生又离不开民众思想和社会伦理的嬗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不仅有?#20013;?#30340;市场驱动,同时也有悠久的探索历史。早在德宗贞元年间,唐廷便派遣杨良瑶率众出使黑衣大食,其行程由随行的鸿胪卿?#20540;?#30340;记载而得以明晰。这支唐朝使团从广州出发,沿中南半岛东岸一路南行,过新?#24736;?#28023;峡后经天竺(印度半岛)、师子国(斯里兰卡),至弗剌利河(幼发拉底河)换小船至末罗国(巴士拉),最后陆行抵达缚达城(巴格达)。这条记?#35760;?#26224;的航线直至今天仍令人为之心动,而它也在同一时期波斯地理学家伊本·胡尔达?#32570;?#36203;的《道里邦国志》中得到印证。可以看到,郑和下西洋无论从?#38469;?#36824;是指导思想上,都有深远的历史可据,而以往那种陆路废而海路兴、汉唐驼队以?#20843;?#20803;海船的机械式、片?#20301;?#19997;路印象可以休?#21360;?/p>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想象异邦与彼此塑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丝绸之路的形成,同样也离不开东西?#30977;?#33258;世界观念的最初萌发,中国的“天下观”与西方的世界观彼此塑造着对方的形象,“东”与“西”的观念逐渐形成。这种东西之间的彼此塑造,在近代前夜的传教?#21487;砩系?#21040;了集中体现。本书第六章“神圣的边界”和第七章“想象的异邦”尤为精彩,填补了以往关于大航海至殖民扩张之间长达数百年的历史空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教士的到来,在?#30977;?#24444;此对应的维度增进了这一时期的中西交流。首先,对中国来说,传教?#30475;?#26469;了较古典时期更为丰富的西方知识,包括欧洲的政治?#36139;取?#23447;教思想以及科学?#38469;酢?#32487;“佛郎机”之后,中国进一步知道了“红毛番”(荷兰)。借助香瓷贸易所积累起来的关于南洋的?#29616;?#26126;朝士大夫如王士祯等已清楚沿台湾海域向南可到荷兰。事实上,王士祯所谓的荷兰不过?#21069;?#36798;维亚(雅加达)而已,但这恰恰表明了中国人对于“泰西”?#40092;?#30340;深入。明朝后期,利马窦的《坤舆万国全图》、艾儒略的《职方外纪》使中国在坚持自古以来“天下”观念的同时,也初步建立起“大西洋”的粗略概念。受利马窦的影响,徐光启开始对中国传统的伦理、科技予以反思,希望以“天学”改进中国,实为“中体西用”的最早尝试。在《职方外纪》中,艾儒略将世界划?#27835;?#20116;大洲,亚洲部分则包含此前不为中国熟知的一些国?#36965;?#29978;至?#22266;?#21450;“阁龙”(哥伦布)若干行?#35789;录!?#23613;管直至乾隆年间,纪昀、张廷玉?#28909;?#20173;仅以“广异闻”“荒诞不经”视之,但这种最初的冲击无疑?#24378;?#21019;性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另一方面,西方的传教士将中国大量的思想文化介绍到欧洲,由传教士编写的《中国图志》《中华帝国全志》等书则成为西方?#40092;?#20013;国的重要工具。传教士在接触汉字后,感受到它与古埃及文字?#21335;?#20284;之处。《字汇》等中国字书被介绍到欧洲,经过基尔谢、门泽尔等西方学者的研究,将之归为“初民语言”,他们试图从中印证《圣经》的记载,连伟大的数学?#20381;?#24067;尼茨也曾试图从汉字中抽取出语言的普遍规律。与汉字被赋予的宗教意义不同,中国的文学作品如《?#20801;?#23396;儿》则被启蒙时代的欧洲赋予更多伦理和人性意义,《今古奇观》中的故事、才子佳人小说《好逑传?#36820;缺?#20239;尔泰、珀西?#28909;宋山?#33258;己的作品中,并突出其所体现的道德价值。事实上伏尔泰走得更远,他从儒家思想中寻求典范,借此鼓吹开明君主专制,?#31181;?#28023;峡对面的英国议会?#36139;取?688年,法文版《国王们的科学》出版,汇集了自利马窦以来几代传教士苦心翻译的《论语?#36820;热?#23478;经典,出版者意欲从儒?#19994;?#36947;德观念中寻求开明专制主义的依据。这种对于西方?#36139;?#19982;儒家思想的联结,甚至影响到英国当时的两党斗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,近代前夜的中西?#29616;?#26159;一个“从认同到识异”的过程,而这种转变背后,其实是一种“反观诸己的镜像”。不可否认,启?#28903;?#23398;家们心中的东方?#36139;?#21644;伦理是一种特定政治语境下的有意识选择,即如作者所举出的有关中国历史纪年的争论,又如关于中国人性格的?#29616;?#20854;实无不带有鲜明的西方自身政治文化诉求。这种对于东方?#21335;?#35937;随着19世?#22242;?#27954;的进一步剧变而成为历史,然而它所遗留的思维模式却一直影响着今天的西方社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明交汇背后的政治风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#20808;?#20316;者所说,一部丝绸之路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史,这条古老商道的每一次变迁,都不乏波谲云诡的政治涌动。这?#32456;?#27835;的动因,分别在陆、海?#25945;?#36947;路?#31995;?#20197;充分体现。就陆上丝绸之路而言,其兴起之初便充斥着政治的功利性。我们素?#35789;?#30693;的胡人,入华以后的活动领域远不止于商业,像改写唐朝历史的安禄山和史思明,最初均起于边镇互市牙?#26705;?#20511;此逐渐进入唐朝军事系统。此外,出土墓志也印证了唐朝曾多次前往骨利干、回纥等地市易马匹以充军用。杜甫《黄河二首》诗云:“黄河北岸海西军,椎鼓鸣钟天下闻。铁马长鸣不知数,胡人高鼻动成群。”可以说,中古千年间,政治始终是驱使无数驼队穿行大漠的重要因素。宋代以后,陆上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——寻?#31227;?#20025;,而这次的动因则源于西方。1246年,新即位的教?#35270;?#35834;森四世遣往东方的使者柏朗嘉宾来到上都和?#37073;?#22312;那里?#24605;?#20102;蒙古帝国的贵由汗,并于次年返回后呈上一份完整的行纪。这份?#28304;?#25506;军情为目的的行纪对中国的方位气候、风俗信仰、政治?#36139;?#31561;作了详细记载,其对于被称为“契丹”的东方的探索成为此后鲁布鲁克、鄂多立克诸人东行?#21335;?#22768;。而在这些后继者中,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马可·波罗。《马可·波罗游纪》让欧洲见?#35835;?#35832;多东方风物人情,这些记录连同鄂多立?#35828;热?#30340;记载一起,构成了著名的《加泰罗尼亚地图》东亚部分的知识来源,更在随后激起了达·伽马、哥伦布等众多探险?#19994;?#20852;趣,轰轰?#20234;业?#22823;航海时代随之启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?#24503;?#19978;丝绸之路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因素的话,新航路的开辟则无疑为政治在东西方交往中的作用作出绝妙注释。一个长期困惑我们的问题是,?#28909;?#25104;吉思汗的铁骑?#35328;?#33267;欧陆,而郑和的船队也曾到达非洲,那么为何中国终究未能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占得先机?本书给出了?#30977;?#23618;面的解答。从地缘政治来讲,在于蒙古汗国营造了一个更为宽松的海陆贸易通道,而中亚、西亚地缘政治又随着帖?#24452;?#19982;奥斯曼两帝国的崛起发生变化,遂使得马可·波罗的东行成为可能,?#37096;?#35266;促使欧洲人探寻新的航道。就内在动因而言,这与欧洲信奉的“保教权”密切相关。长期以来,葡萄牙人认为沿海岸南行绕过非洲再往东行驶,便可到达印度,获得黄金与香料。而西班牙王?#20197;?#21463;哥伦布影响,希望向西航行到达印度。随着好望角和美洲大陆?#21335;?#32487;发现,葡、西两国在教皇见证下签订了《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?#32602;?#22312;经济利益驱动的同时,以“保教权”为借口开展殖民活动。这群被明朝称为“佛郎机”的殖民者于16世纪中?#23545;?#28595;门建立定居点,并与明朝政府达成一?#38534;?#22312;明朝官员看来,这是“互市”的一?#20013;?#24335;,并可通过“抽分”使朝廷和当地官民获益。就这样,在葡人对东亚贸易?#21335;?#24448;、对海外保教的信奉以及明朝官员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混杂作用下,澳门逐渐发展成葡萄牙远东贸易的转输中心。更为重要的是,它为传教士的西来打开了缺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要指出的是,在丝绸之路三千年的历史中,经济与政治两大要素从来就无法划清界限,它们综合在一起,体?#27835;?#19996;?#25509;?#35199;方之间?#20013;?#30340;文明冲撞与交融。近年来,以?#21448;?#23398;派为代表的历史学界强调15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。事实上,如果我们以丝绸之路为线索加以追溯,会发现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人类文明从来就没有停?#26500;?#20132;流。“全球化”只是一种相对的表现,它的背后是人类历史?#20013;?#30340;发展与不竭的动力,而这或许?#24425;?#26412;书带给我们更为深远的思考。(作者 王炳文 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编辑:王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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